公民記者黃淑玲報導@新頭殼 10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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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時晴時雨的北台灣，一早難得洗亮的天空，如同我雀躍的心情，正期待與台北市大安社大一群熱愛文史的同學以及臺北刑務所群落護育聯盟的夥伴們，走訪羅東，拜會3月17日在台北市華光社區文史工作者舉辦社區導覽，遇見的日治時期臺北刑務所管理員--高齡90歲的俞尚德先生。
聽聽走過一甲子歷史的活見證，為後生晚輩說故事。
俞先生一頭銀髮整齊地梳到腦後，俐落的白色Polo衫配上西裝褲，說起話來力氣十足，滿臉笑容燦爛，偶而間雜著幾句日語，親切和藹，如同自家的阿公一般，很難和今日採訪他的身分--日治時期臺北刑務所管理員劃上等號。
管理員如何工作呢？
俞先生在台灣光復前兩三年的日治時期，以台灣人初中畢業的資格，考試進入臺北刑務所擔任管理員。
他說：「每個月薪俸有100元；工作時先到辦公室領鑰匙，鑰匙有專人管理，有固定的架子，每個管理員有固定放鑰匙的位置，下班前要繳回鑰匙，。整個刑務所約有20幾個犯人的工場，在工場之間的門，這個鑰匙都可以開，上一天班休息一天，夜裡要巡視，輪休兩個小時後，接班的人會來叫你起床，非常辛苦。」
管理員的生活
沿著刑務所四周，有管理員的單身宿舍和有眷宿舍，他就住在單身宿舍，他記得附近還有個空地，有個餐廳，沒有當班時，會送便當過來。
至於最近發現的浴場，我問俞先生是否有印象，他盯著照片看了半响：「當時單身宿舍內沒有浴室，洗澡的公共浴場男生、女生要分開，可是…..沒有這些樹啊…. (指的是構樹與正榕)….」
同行夥伴不得不苦笑，這麼美的磚牆浴場，不知已經荒廢多久，樹藤叢生雜物散置，是經過社區辦活動清理後，才得以重見天日。
那其他地方有沒有種樹呢?
「有啊！不過大概都很小，我也沒有特別注意。」
經過一甲子，當年的年輕小伙子已兩鬢飛白，晉身耆老。
而樹也已成蔭。
俞先生拿出當年佩刀帥氣的制服照，斑駁的照片，掩不住年少英姿。
我問：「身上配了刀，有真的使用過嗎？」
他笑笑，說：「是不會隨便使用啦，但是，如果遇上犯人反抗，還是要用刀的。」
是哪些人會被關進來呢？
俞先生搖搖頭說：「當時日本人非常欺負台灣人，隨便一個罪名就有可能入獄，有回抓進來一個打鐵的工人，罪名是怕他會製作刀子當武器….關進來的犯人，等判決後，就會分到工場作工，總共有20幾個工場，最後快刑滿的，會分到刑務所外的農場種菜。
當時只吃得到兩種菜，一種是高麗菜，會挖一個大坑，灑鹽保存，另一個是蕹菜；蕹菜產期過了，就只剩鹽漬高麗菜可以配飯，連飯的分配都還要分等級，至少分三級，表現好的犯人吃的比較多，表現不好的犯人的飯，只剩薄薄的一層。
煮飯是用火鼎送蒸氣炊飯，點火由管理員負責，有回我負責點火時，剛好前方安置犯人屍體的房間外(死亡的犯人，不會每天送出刑務所，會先安置，一段時間才送出去。)，突然燃起一把衝天的燐火，還嚇了我一大跳。
可能當時日本已經接進戰敗時期，物資非常缺乏，幾乎都是用配給的，連管理員都沒辦法吃到飽，有錢也沒甚麼東西可以買，最多走到古亭町喝碗紅豆湯，連威風佩刀的日本憲兵，也只有去喝紅豆湯解饞。」
遇見空襲時，是甚麼情形呢？
俞先生說，轟炸時，就像下西北雨，滿天塵土！
第一次美軍來轟炸，轟炸機之多，連天空都變暗了，刑務所裡有防空壕，但是只有職員才能去躲，犯人還是待在原地。
至於美軍俘虜，他是沒見過，不過倒是撿到過美軍要空投給美軍俘虜的物資，日本人非常嚴，規定要將物資送到憲兵隊；有回，撿到一罐破掉的肉罐頭，想說都破了，應該吃掉沒關係吧？沒想到，很膩，一點也不好吃。
最後，俞先生說，最快樂的回憶是，同事結伴到北投娛樂，不但有球場可以打球，還能洗溫泉，喝小酒，酒後會一起快樂地唱歌，說著說著，他唱起日本的民謠，輕搖身軀，雙手打起拍子，彷彿回到年少20的青春。
光復後，俞先生離開刑務所，回到老家金瓜石，之後再到羅東從事林業。
為何不肯繼續在刑務所工作呢？
經過不斷地追問，俞先生最後才鬆口說：「相較於有帥氣制服、制度嚴謹的日本人，我這個才20歲的小夥子，被穿著草鞋，背著鍋子的國民兵嚇到了，想想還是回老家好了。」
同行夥伴打算到日本收集刑務所和華光社區的文史資料，熱心問俞先生，當時日本的名字，以及有想找當時甚麼朋友嗎？
俞先生毫不避諱地說：「我都90歲了，那些朋友大概都不在了吧。不過，我在日治時期，並沒有改姓日本姓，我原本叫作『俞松竹』，反而是光復後報戶籍時，不會說國語及國字，被戶籍人員寫成『俞尚德』！」
結束訪談前，俞先生和家人慨然允諾，有機會再來台北華光社區，為更多朋友，敘述這段故事，為歷史作活見證！
